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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自由 ———个仍然有待商讨的问题
2020年05月22日 11:43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陈少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Confucianism and Freedom:A Question Still to be Discussed

  

  作者简介: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广州 510275

  原发信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92期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在儒学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两种常见的对立观点,一种是视儒学为自由的敌人,一种是以自由为儒学的价值。从检讨这两种观点入手,通过引入“情感—责任”的视角,重新分析儒学仁爱的思想内涵,可以发现儒学的仁爱与自由主义的权利,是各自独立、互不代替的价值。无论今日还是未来,继续阐述仁爱精神,对儒学和社会,都是值得追求的思想事业。

    关键词:儒学/自由/仁爱 

  儒学与自由的关系,不是一个新问题。无论从1899年梁启超撰《自由书》开始,还是从1903年严复翻译《群己权界论》算起,自由成为儒学以至皇冠滚球app文化需要面对的问题,都已经一个多世纪。一般而言,在古今嬗变、中西激荡的时代,那些力主放弃传统的激进人士,更易于突出两者的对抗性;而立足延续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则更愿意强调两者的相容性。康有为撰《大同书》,将大同理想的精义概括为:“近者自由之义,实为太平之基。”①梁启超则呼吁:“‘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日之皇冠滚球app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②这一论断如果是对西方现代价值的描述,自然不成问题,倘若是作为儒家固有理想的表达,则并非自明的原则。至少,反传统主义者便会觉得大谬不然。因此,康有为之后,儒家的现代传人中,便有为自由作积极辩护者,除梁启超外,还有张君劢、徐复观等等。时至今日,在儒学复兴的大趋势中,更有试图用自由改造儒学的努力。③但它仍是有待继续商讨的问题。

   一 对立的观点 

  儒学是一个传统,与任何文化传统一样,它包含不止一种基本价值,例如仁爱、平等甚至正义之类。自由则是来自西方的诸多基本价值中的一种,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启蒙传统,就有自由、平等、博爱。所谓基本价值,就是指它不是由其他价值推演而来,或者不以其他价值为前提。不同传统间的各种价值取向,部分会有交叉重叠的状况,有些则对立或者两不相涉。落实到儒学与自由的关系上来,存在两种常见的观点。一种是视儒学为自由的敌人,一种是以自由为儒学的价值。两种不同态度的存在,不仅与对儒学的解释有关,更与对自由的理解有关。对自由的理解,概括起来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哲学的层次,一个是伦理或者政治的层次。前者是观念的层次,后者是经验的层次。哲学的层次,一般是从人这种存在物的特性,如有意识,包括自我意识及行为意识出发,肯定人的主体性及具有自我选择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因而是自由的物种,等等。孔孟儒学中关于为仁由己、万物皆备于我或者宋儒自作主宰、知行合一、心外无物之类人生态度或思想命题,很容易被当作这种先验自由观点的证言。不仅梁启超、张君劢这样的皇冠滚球app学者持有这种观点,连西方学者狄百瑞(W.T.de.Bary)也乐于为此背书。④而伦理特别是政治的层次,也就是指历史或现实中皇冠滚球app人的自由状况,在这一层次上,如果以近代西方作参照,皇冠滚球app社会这方面的问题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激进主义者而言,传统社会中所有被理解为自由障碍的观念或制度,都可以或者首先被归咎于儒学。有人甚至断言,儒家连权利的概念都没有,哪还有什么自由思想可言。以此为据,自由与儒家的价值取向就是势不两立的。

  上述两种观点与伯林(Isaiah Berlin)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很类似。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伯林认为,虽然自由充满歧义,但有两种重要涵义在思想史上有深刻的影响。前者强调对思想或行为自己作主的意愿,可表达为“去做……的自由”,后者则期待思想或行为被保障或不受干涉的权利,是“免于……的自由”。⑤依伯林的描述:“‘自由’这个字的积极意义,是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主体,而不是他人行为的对象。……我希望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而积极的人,是一个能够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并且能用我自己的思想和目的,来解释我为什么做这些选择的人。”⑥换成儒家术语的话,就叫自作主宰,或者为仁由己。不过,伯林认为,即使持有积极自由观点的人不反对消极自由,前者也不必然导向后者,原因在于它在政治的运用上容易变形。这种变形在思想上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唯心论对自我作二重化的区分而造成的,一是经过一种理性主义式的形上学引导所达致的。第一条思路的分析对我们的问题更有启发,因为宋明理学的心性论,正好存在把自我作二重化区分的逻辑结构,其中无论道心、人心的区分,还是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辩证,都为大我取代小我或公心超越私心提供理论依据。证之皇冠滚球app传统,积极自由不一定导向权利立场的论断,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⑦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等到近现代才让严复发现传统中自由概念的缺失,也不需要像徐复观这样的现代儒者,反复强调接纳自由特别是权利观念的必要性。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不论反传统主义者还是现代儒家,强调自由的着眼点,首先不是基于形而上学的兴趣,而是出于对经验生活中自由状态的不满。梁启超早就说过:“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⑧因此,在儒学中诠释出一种玄学化的自由,可以表明今天儒学已经作好接纳经验自由的思想准备,而无法证成儒学真的是一个具有政治实践意义的自由传统。

  反之,情形也不是某些反传统主义者所断定的那样,在儒家文化笼罩下的社会生活,人民几乎没有任何自由的权利。当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严复,把穆勒《论自由》的标题译成《群己权界论》时,已经抓住自由主义把个人权利作为问题核心的实质。陈独秀也说:“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⑨伯林把“消极自由”表达为“免于……的自由”,也就是某些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自由。因此,判断人们是否有经验意义的自由,应该以他们获得权利的性质及程度为根据。

  问题在于,权利不是单数。《世界人权宣言》条款达三十条之多,内容涵盖从生命到财产安全,从经济、社会、法律、政治到文化等广泛的领域。在这张丰富复杂的权利清单中,并非所有的条款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有些权利的保障是其他权利存在的前提,如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二十三条(一)“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第十七条(二)“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等,显然比言论、集会及选举的权利更基本。因此,我们不能笼统讲自由,而是通过具体权利观察哪些方面是自由的。反观儒家传统,虽然没有个人主义思想倾向,也没有形成抽象的权利概念,但是,从孔子适卫,期待民众能“富之、教之”,到孟子要求君王“与民共乐”的思想,可以推知儒家的爱民得以保障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为条件。当然,教育没有普及、司法制度不健全也绝对是事实。而且更重要的是,缺乏政治自由,没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其实,后者才是激进主义者指摘儒家传统没有人权的真正原因。应该肯定,当代社会的人权之争的确是围绕着政治领域的问题展开的,而且只有政治权利得到保障,自由才是充分的。但是,通过批判儒家来伸张这种权利,同借助人格自由的理念来推演这种权利,虽然看起来各自目标明确,其实都是思想失焦的表现。在追求政治自由的问题上,当今的儒者或反儒者,都不必拿儒家说事。恰当的理解是,儒家传统没有个人权利意义上的自由议题,但其价值原则并不必然抵制个人权利的发展,至少不是今日公民权利诉求的障碍。当今社会缺乏某些重要的自由权利,不是因为学界未能提供形而上的理由,而是由于现实利益结构对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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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少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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