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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红山文化研究最新成果:筒形器遗痕暴露先民复杂的社会层级
2020年05月21日 10:24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郭平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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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红山文化研究最新成果

  筒形器遗痕暴露先民复杂的社会层级

  记者 郭 平

  核心提示

  筒形器是目前已经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数量非常多的陶器。此前,人们更多地关注红山先民制作这种陶器所要表达的意图。不久前,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最新研究成果——《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构成》,取得这一成果耗时近7年,从筒形器上留下的制作者痕迹还原历史,让人们看到了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层级关系,为进一步全面认识红山文明拓宽了思路,并且提供了有力证明。

  筒形器作用的几种假说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和遗迹都非常有特点、有故事,但是在诸多文物当中,红山陶筒形器一直受到重视,甚至有研究人员将其称为“红山文化最精彩的故事”,足见对其的重视程度。

  红山陶筒形器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红山文化圆形冢或方形冢、圆形坛或方形坛等的边界发现的,无盖无底的直筒形陶器,朝向人们能观赏的一侧,外表往往绘黑彩,题材丰富,有勾连花卉纹、垂鳞纹及各种几何纹,多有“云水纹”的影子。随着考古调查的深入,人们注意到,筒形器和积石冢往往相伴出现。这种表面经过精心修饰,内部仅仅简单修整的陶器与同期的红山文化生活用陶器具有明显区别,以至于成为考古工作者识别红山文化墓葬的一个重要标志物。

  以前,研究者多是将筒形器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着眼它的非实用造型和独特的摆放位置,相关学者纷纷提出各自的观点。

  其中有“陶鼓”说。学者陈星灿在《红山文化彩陶筒形器是陶鼓推考》一文中,将陶筒形器划分为四种类型,认为筒形器是红山先民的乐器“陶鼓”。依据为:第一,筒形器的形制特点符合鼓的特点;第二,鼓是祭祀等宗教场合必需的乐器。

  有火焰盛器说。学者尚晓波在《牛河梁红山文化丧葬习俗初探》一文中,认为陶筒形器可能是在“举行丧礼仪式中放置可燃物质的一种盛器,在丧礼仪式中形成一个硕大的火焰圈”,并推测红山先民围绕火焰圈进行祭祀等活动。

  还有“结合天、地、人三者器物”说。学者华玉冰在《牛河梁女神庙平台东坡筒形器群遗存发掘简报》中,将该地点出土的筒形器分为三类。认为堆积中的小石块均应放于陶筒形器内,推测其功用为:第一,石块是灵物的象征,筒形器内放入石块,倾注了摆放者的诸多心愿和幻想;第二,筒形器集天、地、人于一身,它敞口向天,无底向地,作为灵物的石块放置于筒形器内,表明当时人们已把天、地、人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

  近期又有研究成果注意到了红山陶筒形器在墓葬周围形成的边界效果,提出了这是红山先民早期坛社、稷社及其观念产生的重要反映,认为陶筒形器讲述的是真正国家概念产生前夜的重要故事。

  从追踪红山先民的劳作痕迹入手

  陶器是易碎品,经年累月中石头的滑落,人类以及动物的活动都会使曾经摆放于地表的陶筒形器遭到破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课题考古部研究员郭明说:“目前考古发掘找到的红山陶筒形器极少有保存完整的个体。”大量残缺的碎片如同一部撕烂的、缺章断页的史书所留下来的一堆碎屑。

  不久前,郭明发表的专着《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构成》,用新的视角研究陶筒形器。

  在攻关起步之时,郭明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团“碎屑”。

  当然,将文物标本比作书的碎屑,其实是简化了这项工作的难度,毕竟纸屑还留存有笔画缺痕,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找到一定的规律,但是文物标本构成的“碎屑”,根本不存在这样可供参考的东西。规律,或者说对文物进行分类的原则,需要在熟悉文物标本之后再去找寻和发现。

  为了便于研究,郭明将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也就是对准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

  她先是对遗址的文物进行了分期,也就是根据《牛河梁》考古报告,结合出土文物标本特征,对牛河梁遗址的历史年代,也就是500年左右的历史时段进行了分期,这当中借鉴了考古发掘的历史数据。经过这一过程,牛河梁遗址出土文物和遗迹大体被分成4个时期,目前还无法对每一时期的延续时间做准确的判定,而且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和延续时间也可能并不均等。

  具体到陶筒形器,出土数量最多的两类被称为A型筒形器和B型筒形器,根据上述的年代划分方法,分别归属于第二期和第四期。

  郭明说:“陶器的制作是人的行为,采用科学的方法对红山先民在陶器上留下的痕迹进行分析处理,可以发现当时人类活动的某些现象。”

  牛河梁出土的陶器有多种类型,包括陶罐、陶塔形器等,郭明在分析文物标本信息时注意到,其他类陶器出土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可供采集的制作者留下的痕迹也较少。以陶罐为例,这类陶器虽然出现在墓葬当中,但是或者由于制作习惯,或者由于当初制作时并非用于陪葬,不仅陶罐表面经过了精心加工,陶罐内部出于实用的考虑,制作者也进行了精心制作加工,所以看不到具有明显特点的制作者加工痕迹。

  与之相对,陶筒形器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制作者仅对陶筒形器外部进行了精心加工,对器身内部则只是进行了简单处理,留下了很多痕迹,这一现象引起了郭明的重视,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是在琢磨这些看起来非常枯燥的痕迹中度过的。

  制作陶筒形器需要三个社会层级分工协作

  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筒形器标本上,郭明发现了什么?

  简单地说,她从陶筒形器上留下的制作者加工痕迹上,看到了一种忙碌、层级分明、组织有序的社会组织形态,而这一发现的突破口就在陶筒形器的口部内侧。

  这一发现来自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B型筒形器,这类陶筒形器出土数量很多,在牛河梁第2、第5、第16考古发掘地点都有出土。

  查看标本图片,郭明注意到B型筒形器口部内侧加工方法有所不同,其中一种的口部内侧有规整的按压平面,另外一种则保持原有的整体圆弧状。这一区别使得B型筒形器出现了两个亚型Ba和Bb。

  对于这一特点,她不仅比对了文物图片资料,还找来了实物标本反复研究。

  考古发掘显示,大型的积石冢上往往摆放有数百个陶筒形器,这样集中生产的大数量陶器,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只能是群体劳动的结果。这两种亚型的B型筒形器同时出现,外观没有明显区别,使用功能也一样。它们的出现仿佛在告诉后人,当年是有两群人在不同人的带领下,同时在紧张地制作陶筒形器。

  根据B型筒形器留下的制作者加工痕迹,郭明将其制作的过程分成了4步,即成型、修整、施纹和烧制4个阶段。

  随着数据整理工作的深入,郭明在B型筒形器内部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发现点出现在陶筒形器内部的底沿上。

  红山陶筒形器器壁较厚,器壁中部相对于口、底部分要薄一些,器壁上至今仍留有明显的刮抹修整痕迹,由此可知5000多年前在制作陶筒形器时,刮掉多余的泥料是内壁修整的重要工序。

  此前《牛河梁》考古报告已经注意到了B型筒形器底沿出现了细微、明显的差别。在底沿的处理上,人们采集到了起台、起棱和不起棱台三种样式。经过进一步研究,他们发现,所谓起台,就是当年红山先民在修整内壁过程中,在接近底部时停了下来,形成了一圈底沿;起棱是在接近底部时,又转而从底部修整刮抹,上下修整工序交会,形成一道凸棱;不起棱台那种,则是从口部一直修整到底部。

  有意思的是,郭明将陶筒形器修整过程中留下的底沿特征与口部特征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发现二者之间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数据反映出当年红山先民有两群人完成陶筒形器的成型工作后,所有半成品转交给可能完全不同的3组人继续进行器物的修整。

  也就是说,在牛河梁遗址发展的最后阶段已经出现了陶筒形器制作不同阶段的专业分工。在这样的分工中,同一器物不同工序的制作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每一个制作阶段都有多个群体参加,而所有的参与者是按照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完成这个过程。

  同样,在整理陶筒形器表面纹饰数据的时候,郭明进一步验证了此前的推断,她注意到,可以较为明显地将这个时期的陶筒形器表面纹饰分成3种类型,这3种类型表面纹饰的陶筒形器在使用上没有区别,也就是在同一遗址都有出现,但是纹饰风格有一定区别,由此推测可能是3个不同群体参与的结果,而3种纹饰风格与陶器成型、修整阶段也不存在一一的对应关系。

  至于烧制阶段,由于目前还没有发现烧制陶筒形器的窑址,对于陶筒形器个体烧制特征也没有做深入检验,这一过程的分析还有很大空间。

  当所有数据汇总告一段落之后,郭明为人们描绘了红山先民陶筒形器社会化制作的场景:

  在陶筒形器制作过程中,红山文化已经有3个社会层级参与其中,居于最高位置的是整个筒形器制作的领导者,他统一协调、指挥了陶筒形器的制作全过程;第二层级是筒形器成型、修整、纹饰及烧制各道工序的领导者,这个层级的人负责协调这一工序的实施和几个群组人员的相互合作;最后一个层级是每一道工序中,一个特定生产群组的领导者,他们负责安排一个具体人群的生产组织,甚至可能包括安排具体生活的事务。

  出现在牛河梁遗址第四期墓地中的筒形器是为特殊人物制作的,从筒形器的生产到使用延续的时间并不长,在短期内组织人员完成了筒形器的生产。这种短时期内的规模化生产则提示着,筒形器生产是一种有组织的生产方式,筒形器上留下的制作痕迹提示后人,它在制作过程中已经存在着一个相对复杂有效的管理系统。

  或者说,神秘的红山陶筒形器本身就承载了红山先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所创造的文明辉煌。

  史记

  耗时7年的研究发现

  SHIJI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重要项目,目的在于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推动基础研究领域多出成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课题考古部研究员郭明不久前发表的专着《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构成》便是这一项目资助的成果之一。

  2013年,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大规模发掘之后,当社会上还在惊叹、品味这一5000年前的重大文明遗迹发现成就的时候,郭明却已经开始了她的一项新的科研攻关,摆在她面前的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所采集到的数量众多的文物标本和考古发掘资料,她希望通过这些5000年前红山先民留给后人的实物资料,一步步地走近红山先民的生活。

  她说:“人们现在比较一致地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历史年代属于红山文化晚期,大约相当于5500年至5000年前。”

  500年放在历史长河中不能算长,但是与人类有限的生命相比,却又是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500年间,人类的社会生活、生产方式可以发生巨大变化,5000年前人类历史进程可能发展变化得慢一些,但是能不能通过出土文物和考古资料还原这种发展变化呢?

  耗时近7年的时间,郭明综合运用类型学和地层学的方法,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成果展开研究。所谓类型学,通俗地讲就是根据某一带有共性的特征,将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归类整理,以便从中有所发现。地层学是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确定其形成时间的先后,进而判断相关遗迹或遗物的相对年代。

  通过对红山陶筒形器上留下的制作痕迹进行研究,发现了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工和社会层级分化的实物证明,进一步加深了对红山先民社会生活状况的认识,为人们进一步全面认识红山文明拓宽了思路,并且提供了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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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郭平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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